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十六日晚，武臣總管太子太師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左都御史楊善、靖遠伯王驥、左副都御史徐有貞、司禮監太監曹吉祥以蒙古大軍犯邊需要加強京城守衛為借口，率兵發動了歷史上著名的宮廷政變——「奪門之變」（南宮復辟），將在南宮被軟禁多年的太上皇朱祁鎮重新推上了大明皇帝的寶座。
不得不承認，參與奪門之變的文臣武將代表了一定的廣泛性。
奪門之變時候本來穩坐皇位的弟弟朱祁鈺突然生病了而且挺嚴重，不由人感嘆天意弄人。

複位後的明英宗朱祁鎮循例大赦恩澤天下之時，曾挽救國家危亡的救時宰相——于謙與另外幾位重要的朝中大臣卻被捕下獄。這位被稱為「以天下為己任，朝廷卒賴以安」「建社稷大功」的特大功臣，為景帝倚重、百官敬仰、百姓愛戴的宰相在一夜之間變身稱為謀反叛逆的罪臣，同時也有大批朝廷重臣受到牽連。正月十九日，英宗命令三法司會同九卿從速審清于謙、王文等迎立外藩一案，最終於謙被安上「意欲迎立外藩，圖危社稷」的罪名。正月二十三日，于謙、王文、舒良、張永、王勤等皆被斬於市，距離奪門之變只有短短的七天，英宗與新貴們的急吼吼，數百年後還躍然紙上。

于謙作為「救時宰相」、理論上在一定程度手握重兵的兵部尚書在「奪門之變」後在最短時間內身首異處，這種飛來橫禍實際上與其本人的個性特徵有很多關係。

「土木之變」發生後，英宗被俘，舉國震驚。瓦剌軍隊壓境，首都北京被圍，一時間人心惶惶。在這緊要關頭，于謙力排眾議，堅決戊守都城，積極備戰，重建防禦工事，召集勤王軍隊，大敗也先率領的瓦剌軍隊，一舉解京城之圍。當時的人們將國家安危寄于于謙一人之身，朝中首輔、本該是頂樑柱王直「自以不如于謙，每事推下之。雍容鎮率而已。」當時百官實際上形成了這樣一個共識——王直因年高德劭，可以充當道德領袖，起到穩定大局的心理作用，但是在朝政軍政的各項重大事情、關鍵問題上在技術層面完全仰賴于謙，當時王直甚至執于謙之手曰：

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

朱祁鈺（景帝帝、明代宗）登基後，更是將軍國大事託付給於謙全權處理。于謙傑出的軍事才能、果敢有為的性格特徵、忠君報國的責任精神、愛國憂民的君子人格使他受到新皇帝的信任、文武百官的擁護、百姓的支持愛戴，其經世致用之才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挽狂瀾於既倒，史稱：

前後徵調，皆謙獨運。當軍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勛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
殺于謙的明英宗不得不承認：于謙實有功。

然而讓人遺憾的是，于謙所自我期許的「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在某種意義上一體兩面，換句話說，于謙為人太剛正不阿，不願曲意奉迎他人，在某種程度上骨子裡不見容於圓滑的官場，在挽救危亡的同時也在有意無意間得罪了不少文武官員，殆陷於四面受敵的不利局面之中。細察奪門之變的參與者，可以間接顯示當時意圖倒謙的力量分為四股：文臣、武將、宦官與太上皇本人。事實上，正因為朝廷內外幾股勢力因為對於謙的不滿以及對僥倖奪取潑天富貴的企圖心結合起來，奪門之變這場宮廷政變才被人為賦予貌似合理合法的地位，而在政變之後，于謙也才迅速身遭橫禍。

當然，反對於謙的人物並非都是幸進之徒或者傳統意義上的小人，于謙因為特殊的戰時狀態獲得的權柄也很快遭到一些試圖維護大明祖制與成憲的官員的抵制。譬如：「都御史羅通即彈劾謙上功簿不實。御史顧某言謙太專，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行，謙據祖制折之，戶部尚書金濂亦疏爭，而言者捃庶不已。」這些官員認為大明的各部門應該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運轉，各部門官員各負其責，不能越俎代庖，這部分朝臣在很大程度上視於謙的治國理政行為為擅權，在德勝門戰役的獎勵、與也先使者外交談判等事件上，據理力爭，對於謙的奏摺、建言給予反駁，希望皇帝改變觀點，聽從文官們的建議，對於他們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公心的君子之爭。

然而，回到前面，確實還有很多人是出於私人恩怨而對於謙懷有敵意，其代表人物或許當屬徐有貞和楊善。徐有貞原名徐埕，因率先提出「南遷」主張而被內外朝譏笑，久不得升遷，他屢次請陳循、于謙為己舉薦，謀取國子祭酒一職。于謙在景泰帝面前多次提及此事，但景泰帝認為徐埕在危急關頭主張「南遷」，「為人傾危，將帶壞翰林院的諸生也」，打了回票，而徐埕並不知道于謙曾經為其做過努力，將仕途坎坷的原因歸咎于于謙。

楊善成功將英宗接回北京，立下大功，「舉朝意其善功，而景帝以非初遣旨，薄其賞，遷左都御史，仍蒞鴻臚事」，楊善認為自己的大功沒得到應有的賞賜，是于謙在背後使壞，因而對於謙懷恨在心。

當上述二人得知石亨等欲迎立太上皇建非常之功時，便積極投身於其中，為「奪門之變」出謀劃策。

其實，我們看上文的描述不難發現，反對於謙的朝臣是少數人，在這個少數人中，大部分也是認為朝廷危機已過，于謙一人兼管軍政，無宰相之職而行宰相之權，是譖越祖制，是專權，他們群起而攻之的目的是讓于謙部分放棄手中握有的軍政大權，讓各部門運作回歸常態，由三司六部循常規的方式統一管理，內閣群臣共議國事，換言之也就是軍政大權分開，只要于謙不橫加干涉朝廷各項政治外交事宜即可，而在兵部統領和國防安全部署等方面于謙不妨繼續享有毋庸置疑的權力，文武官員在和衷共濟，在國防軍事安全問題上竭力支持于謙的決定、擁護于謙的權威，只有極少數人是出於私人恩怨而反對於謙，目的是徹底擊垮于謙，取而代之成為新的政治領軍人物。

楊善、徐有貞只是這場陰謀的幕後操盤手，最終將這場政變付諸實踐並扳倒于謙的實力派人物，是一些具有武將身份的人員——譬如手握京衛戍部隊軍權的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靖遠伯王驥等，還有掌握宮廷禁衛部隊的太監總管曹吉祥。石亨與其侄石彪本因作戰失利被謫，幸得于謙推薦才官復原職，從公義私情兩個方面，于謙對其都可說是有再造之恩，按道理本應湧泉相報，不料石亨覺得自己的兵權受于謙掣肘，其中也有于謙工作方式上的問題，也就是史書所說的「（於）謙論議斷制，宿將斂伏，而（石）亨不能贊一辭，銜之。」打敗瓦剌軍隊之後，石亨功不如于謙，卻被封為世侯，心裡還有點不好意思，就向景泰帝請求封于謙的兒子于冕以爵位，結果于謙在朝廷上義正言辭地拒絕，並不留情面地指責石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議得乎？」于謙當然光明磊落，義不顧私，但是這種拒絕的方式不得不說缺乏必要的技巧，打人不打臉，這樣置出於好意的石亨於難堪尷尬的境地，不免使石亨由恩生怨，造成二人關係破裂——讀史至此，不由聯想到丁謂為寇準擦拭鬍鬚上的湯汁而被寇準冷嘲熱諷導致兩人決裂的宋朝往事，不免有些感嘆。

至於其他武將，都督張軏「以征苗失律，為謙所劾」，兩人關係不好似乎比較順理成章——張軏在某種意義上還是勛貴階層的代表人物，能量很大——而羅通本為于謙所舉，卻認為于謙憎賢忌才，「能言不能行，每事抵牾。」

于謙本心無他，功高蓋世，然而在某種意義上，當時正值國家多事之秋，于謙身為兵部尚書，掌管軍國大事，從使得工作便於開展的角度，似乎理應使這些兵權在握的部將求同存異，團結一心，為國效力，孰料由於種種原因出現了貌合神離的苗頭，逐漸滑向分崩離析的結局。倒於的實權武將正通過這些日常小事引起的誤會爭端而慢慢集結，並在內外部條件成熟之際，首先發難。

宦官也是扳倒于謙的重要力量。曹吉祥是景泰帝最寵信的宦官，建立團營時即命「太監阮讓、都督楊俊等分統之，聽於謙、石亨、太監劉永誠、曹吉祥節制。」曹吉祥手握禁軍與內廷侍衛的兵權，又深受現任皇帝寵幸，作威作福，手下太監多有不法之事，屢被于謙壓抑。曹吉祥心胸狹隘，不能忍受于謙的管束，而與石亨日益接近，密謀扳倒于謙。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曹吉祥等為內應，替石亨等密謀者與在南宮苦苦煎熬的太上皇朱祁鎮之間穿針引線，勾搭連環，奪門之變才能成功。
朱祁鎮的太上皇帝身份使得他成為奪門之變合法性的依據與精神領袖。

至於明英宗朱祁鎮，則是于謙悲劇的最終製造者。雖然史書上有英宗念及于謙王文諸臣之前的功績，不忍加誅的記載，最後還是「（徐）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帝意遂決」，但是將慫恿之罪加在徐有貞身上，不免有事後洗白鎮鎮同學為尊者諱的成分。實際上，英宗既已復辟，作為大明專制體制下大權獨攬的一國之君如果真的不想殺于謙，高高手放于謙一條生路根本沒有任何問題。然而英宗實際上並非心胸豁達寬廣之人，八年軟禁生活使他對親弟弟景泰帝也充滿怨恨，一旦皇權在握，便立即展開報復，二月乙未「廢帝為鄴王，遷西內」，不久鄴王很可能非正常地去世，鎮鎮同學依舊不依不饒，「毀所營壽陵，以親王禮葬西山」，讓景泰帝成為少數不在十三陵的明朝皇帝之一。
朱祁鎮本人其實性格還算和善，但是面臨權力之爭，對朱祁鈺、對於謙他都毫不留情。

在皇位面前，英宗對親生胞弟都這樣毫不手軟——當然景泰帝之前對英宗的態度與具體做法也很成問題，這裡不展開——景泰帝委以重任的高級官員自然也成為重點打擊的對象。據記載景泰帝「每逢一事，每用一人，必密訪謙」，于謙的景泰帝股肱之臣身份、朝政實際決策者的地位決定了他是英宗急於剷除的景泰帝集團的首腦人物，事實上，不但于謙，其他被景泰帝重用過的大臣也全部被英宗拉黑，這就是所謂的「英宗復辟，六部悉罷」，一朝天子一朝臣，你們哪兒涼快哪待著去。

具體而言，參與奪門之變的文臣、武將、宦官雖然在人數上是少數，但是由於其所處的重要地位與手上的權力，聯合起來形成了一股力量，又踩准了景泰帝重病朝局不穩的節奏，並挾讓臣下無法冒犯的太上皇的權威，與對於謙疑忌重重不免有怨恨之心的英宗一起，形成一個倒於的「統一戰線」，一舉冒險成功。
明朝的于謙當然不可能像現代的于謙那樣給所有人都帶來笑聲。

要之，從至剛易折到粉身碎骨，寫下《石灰吟》的于謙于少保的歧路窮途從道義層面當然是求仁得仁、問心無愧，我們也無意讓讀者產生「你看看你看看不會做人只會做事不行吧」的庸俗感嘆，然而，一個光風霽月的君子，一個挽狂瀾於既倒的偉人，與一個善於在祖製成憲與具體政務之間遊刃有餘形成平衡，團結儘可能團結人士的政治家，本來之間的縫隙與裂痕或許不應該這麼大。